其实人之性情以及喜怒哀乐是气的说法并非董仲舒的独创，其在春秋时就已经有了，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在此，笔者无意对中国过去或现在的政治实践进行解释或辩护，相反，本文将会论证对于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好解读——该解读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更广阔的中国道德和政治文化而反映出来——区别于慈继伟的论断。慈继伟的核心概念是主体性。
两位作者的担忧，或许构建于儒家广为人知的非讼传统之上，两位作者从17世纪儒家顾炎武的思想中找到了详尽且清晰的证据，认为当制度较为纷繁复杂时，那些奸佞而狡猾的人往往能够如市场上的商人一般操控制度。人民无法直接地看到或去选择善，他们需要通过一个领袖来行动：要么得当，要么失当地对善观念进行甄别与应对。熟练掌握这些文本，将其价值内化于自身，并转化与升华自身，这一过程是成德的核心手段。领袖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其实仅仅在于前者坚持实践这些美德，后者则并没有。关 键 词：儒家 领袖 民主 进步儒学 民本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相反，善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自由主体的形式，而不是单纯地对外在模范的认同(24)。慈继伟谈到一些儒家学者在努力解决这个张力方面已取得的一些进展，但他同样认为，即便是其中最为激进的言论，也并没有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在原则上与外部道德权威和榜样脱钩，并将道德权力直接归因于独立的道德主体。一方面，这种体验或通过口传(以心传心)或文字记载(文以载道)而通达至传统中的个体，塑造、建构、匡正、引发着个体的心灵生活，就此而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也不过是在自家心灵生活之中完全兑现圣言之意义罢了，自得自信也不外是说圣言的意义实有诸己罢了。
岂有此理？古人贵知过则改，见善则迁。(《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61页) 陆王心学之进路是否真有此流弊？陆王心学对师心自用、认欲作理有无专门对治之工夫？如有相应对治工夫，其与发明本心、致良知之工夫又有何种关系？这些即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慈湖遗书》之中，学道无他，改过而已、学道之极，终于改过，他无奇功一类说法不胜列举。
不能不说，阳明这里已经产生了朦胧的团契意识、教会意识。学者不长进，只是好己胜。
可以说，只有在本心澄明上用功，才能真正对自家心灵生活洞察秋毫。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若非圣贤救正，不几于毁先王之道乎？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多识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而孔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张岳，第108页)直到近代，批评心学的学者依然认定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新编王阳明全集》，第1615页)有若似夫子一事见于《孟子·滕文公上》《礼记·檀弓》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论其貌似孔子(司马迁说：状似孔子)，还是言行气象类夫子(朱子语)，子夏、子张、子游这些孔门重要弟子都想以对待夫子一样对待有子，惟因曾子强烈反对而作罢。(《欧阳德集》，第291页)而师友恰恰是心学一系工夫论说不可或缺的向度。针对有人谓阳明尝教人废书之传闻，他明确答复说：不然也。
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他还谆谆告诫弟子：如《中庸》《大学》《论语》诸书，不可不时读之，以听其发扬告教。
‘天字亦是二人，若没有我这班人，如何成得个天？所以天字也是二人。而且建议须先精看古注(《陆象山全集》，第262页)，对以己意附会往训虚意驾说妄论圣经现象深恶痛绝。
‘戒慎不覩，恐惧不闻者，时时自见己过之功。何处乃见良知？阳明回答说：尔以为何如？对曰：心所安处，才是良知。若初学下手，则必须一一遵守，就是觉得古圣经书于自心未稳，且当常谦虚，质正先觉，决不可率意断判，以流于猖狂自恣之归也。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而徒伥伥然求明于其外。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故要克服此师心自用之弊，必要挺立本心，必要诉诸更深刻、更细致、更认真的省思、审查意识：懈怠纵驰，人之通患。
自力向度须借他者之力(他力)方能开显，这个他者之力在陆王心学一系中主要体现在圣经、圣传与师友向度。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及至议论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与说起，此等处认作沉几研虑，不知此已搀入拟议安排，非真良知也。(《陆象山全集》，第23页)在这里，师心自用是指如不能从内心克服一己之偏见，即便圣经语言烂熟于心，这些圣言反倒成为假公济私的幌子。
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见得此意而识义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慊与不慊，亦有必待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者。(《礼记·学记》)孟子甚至提出尚友古人的思想：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
(牟宗三，第136-137页)所以说经师易得，心师难求。(《新编王阳明全集》，第1614页)又说：《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要在藉之而登堂入室。另一方面，这个他者的目光之所以能在自我省察之中发挥作用，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自家的良知之光，顺着他者目光之方向认清原本不曾注意的私欲。果能究心此学，自不能不求朋友，故有志之士一对良朋，自有警醒。
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转引自黄俊杰，第25页) 以经传印证吾心说明良知虽在吾心，但吾心并不就是良知，故须辨认与印证。
凡与会者辰聚，雍雍穆穆，一堂之上就有三代气象，切不可徒说闲话，或各商量近日功夫，或自呈己过，或论家庭难处之事，或论宗族乡党该处之事，共议为处。(同上，第48页)省过功夫在象山最著名的弟子杨慈湖那里乃是家传。
支与虚，其去道也远矣。故顺天理则心安，不顺天理则心不安。
读书为入道筌蹄，束书不观则游谈无经，何可废也？古人往矣，诵诗读书而论其世，将以尚友也。(参见《新编王阳明全集》，第1614、1616、1654页)王龙溪与唐荆川的对话最能说明问题： 荆川开府维扬，邀龙溪往会。此时本质的助缘即是师友之指点。以省察对治师心自用、认欲作理之弊，同样也是阳明工夫论之重要向度。
才离家出游，精神意思便觉不同。(同上，第41页) 以经明心、以经证心这一立场在王阳明的圣经观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上，136：174)在阳明看来讲求与穷天下之理，必与反求诸心联系在一起(讲求只是体当此心所见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只有在心上体当与精察才能真正将天理与人欲、本心与习心区别开来。夫离群索居之在昔贤，已不能无过，况吾侪乎？(《王阳明全集》，第167页)故他反复告诫弟子：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于师友。
师心自用则不能克己，不能听言。其陷于师心自用，猖狂自恣甚矣。
